凌宇先生与我的关系，我自己界定为亦师亦友。说其为师，不仅辈分上理所当然——凌宇是老三届大学毕业生，我在中学和大学时的老师，老三届大学生是主要骨干——而且，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凌宇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佩服的学者之一。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湖南的现代文学研究，其影响力从地方性走向全国性，是从凌宇开始的。对沈从文的研究，成果之多及其水平之高，在现代文学界可能仅次于鲁郭两家。但与鲁郭研究多峰矗立、前后浪推不同，沈从文研究众多的成果中，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真正超越凌宇者的横空出世。凌宇对研究对象的沉浸式投入，对文学、人生、社会的通人式的理解与阐释，对文学研究的诗性表达方式的执着与才华，一直是我自觉仿效的样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说句别人或许不会相信的话，作为一位湘籍学者，湖南作家的评论我也写过不少，但很少就沈从文发表专门论文，就因为有凌宇的沈从文论在。一旦有了说说沈从文的冲动，我就似乎看到前面有座大山，自己难以逾越，“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要说出凌宇没有说过的话，真的很难。说其为友，则是因为凌宇与我共事时间最长，一些个人机缘也颇为凑巧。1993年我们成为了一个教研室的同事，2000年我接手他主编《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我成为他的副手主持文学院的日常工作，2003年我正式从他那里接任文学院院长——知命之前，我职业生涯中每一次重大的进展，几乎都完美地踩在凌宇的步履上。这种人生轨迹的重合，是缘分，也是交情，体现着凌宇无私的信任、支持与扶助。正是因为这种人生轨迹的重合，30年的交往中，我们有共同的悲喜哀乐、共同的辛酸苦辣，甚至有一些共同的如烟往事不足与外人道，但我们自己偶尔咀嚼回味，不禁莞尔一笑。当然，也会有误会发生，但误会也是朋友间的误会，很快就化解于无形。今年凌宇先生喜迎耄耋之年，《湖南文学》杂志邀约写一点什么来庆贺，我就想以学生兼老友的身份，记叙一些我与凌宇交往的点滴印象，一者祝寿，二者借此机会向现代湘学界一位标志性长者表达诚挚的敬意。
大概和许多人一样，最初知道凌宇先生，是因为那段赫赫有名的学界佳话。那时我在山东师大读研，同学们一起消闲，除了拱猪（山东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就是喜欢聊各种文坛八卦。济南距北京近，又在京沪道上，皇城动一动，洋场摇一摇，济南都会有反响。何况山师的导师们，有的常在京城行走，有的本是沪上出身，消息本来灵通，文坛学界的大事小事，难免风过泉城，时不时吹起几分涟漪。我是湖南人，自然就会有人对我提起湖南的凌宇，自然就会说到那场论文答辩时的师生交锋。这场师生交锋，可谓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几十年风雨沧桑，现代文学界的学人们一直在反刍它的意义。今年是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这个事件犹如陈年老酒，又被几代学人拿出来品味，共同领悟王先生深厚博大的人文精神。最近读到凌宇在纪念会上的视频发言，作为当事人，他主动提到这一事件，认为这一师生交锋事件没有以悲剧形式结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取得了胜利。在这段视频发言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凌宇对王瑶先生的敬仰之情，也体会到了他为当年的事件进行意义凝练的良苦用心。凌宇把事件的主角置换成自己的恩师，这是他忠厚的为生之道，是他至情至义的人格表现；但他把王瑶的精神归结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胜利，我却不敢苟同。中国传统文人在师生之义上，恪守的是师道尊严传统。孔夫子因材施教，与弟子之间亲同父子，但那是因为弟子们对他恭敬爱戴。对于屡屡不肯听话的冉有，尽管他才华卓越，孔子也不惜直接除名：“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凌宇是幸运的，他是在五四精神拂拭过的未名湖畔答辩。王瑶先生虽治传统国学，但他是五四之子，是受过西学熏陶的。所以他的宽容大度，与其说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胜利，毋宁说是对西学中“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自由精神的礼敬。但那时的我们，还理会不到这一层次的意义，只是对这场师生交锋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凌宇充满好奇与钦佩，觉得凌宇真是一条汉子。后来读到鲁迅称赞湘中作家黎锦明的名句，“蓬勃着楚人的敏感与热情”，我首先联想到的当下“楚人”，就是这个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冲撞和冒犯“师道尊严”的湘籍学者。
后来见到真人，我已经回到长沙工作。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邵阳师专参加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对于会议上的学术活动，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唯一记得的事情就是回长的途中，凌宇和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几位同事一路玩牌。牌桌上的他们十分投入，整个车厢都是他们的争吵声，凌宇的嗓门最为洪亮，笑声也最为爽朗。我那时刚到省社科院工作，省社科院在长沙的最东部，师大则在河西岳麓山下，我与师大的老师平时几乎没有往来。因为过去听到的传闻，见到凌宇就像见到传奇一样，不免多看几眼。但我是个不善于主动搭讪的人，就远远坐在同车厢的一个座位上，一路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回到了长沙。当时的感觉是凌宇先生肯定是个性情中人，连玩个扑克都能如此投入，如此专心。后来我有幸也成为凌宇的牌友，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这个看法。凌宇个人爱好不多，除了烟，似乎就要数玩扑克牌了。每每和他一起玩牌，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过程的享受。赢了是真实的欢喜，输了也是真实的不快，打了一把好牌，他会一连说上好些天，打了一次错牌也会让他懊恼一阵子。师大的牌友中，有两个人的牌品给人印象最深，常常成为大家比较式的笑谈。一个是李树槐，这是一个古道热肠的汉子，玩牌也特有个性，他若是得到一副好牌，脸上没有任何的痕迹，但能看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另一个就是凌宇，牌好牌差，全写在脸上，牌好就喜形于色，牌差就叹气连连，看到他拿牌的形态，对家就知道了要怎样应对。李和凌都是真心的喜爱和投入，不过，李的投入是一种行家的投入，令人尊敬；而凌宇的投入则是一种孩子气的对快乐的满足，有一种赤子之心的纯白可爱。
真喜爱就真投入，真投入自然就会有真回报。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有点夸张，但打牌是如此，做沈从文研究，做湘西作家评论，做《三国演义》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从事这些学术活动的最大牵引力就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有了这份喜爱，就能坚守，就能深挖细作，哪怕是偶尔的涉足，也能自出机杼，发人之所未发。晚年凌宇的爱好转向了词赋写作和书法练习，这还是一种赤子之心的发露。我每次从南京回长，都有机会和凌宇小聚。每一次小聚，见面他就打开自己的手机，把手机屏幕凑到我的眼前，给我读他最近写的词，看他最近写的字。那神态，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急匆匆地向自己的园伴展示心爱的物品一样，完全没有机心，没有矜持，没有艺术家们通常会有的那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自炫。即使眉宇之间显露的一丝自得，那也是一种天真的、孩子气般的自我欢喜和自我感动。像我这种不懂书法的朋友，即使看不出所以然，也会被他这种赤子之心所感染，沉浸到他的欢喜和感动中去。我有时也在想，凌宇晚年为什么喜欢写词，恐怕就是因为他本性情中人，情感真实、强烈而又丰沛。诗言志，词缘情，写诗固然铿锵豪放，但容易生发方巾气；而词这种文体辗转跌宕，回肠荡气，比较适于情感抒发，自然容易得到“敏感而热情”的楚人凌宇的青睐。
1995年底，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富仁师同意我提前答辩，论文的评审专家5个是北京的，富仁师说还从山东和湖南各选一位。山东方面富仁师指定请宋益乔，湖南方面则要我自己联系，我当时就想到凌宇。其实，那时我与凌宇虽然已是名义上的同事，但我还没有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一些具体事务是与教研室主任李树槐老师联系的。记得与凌宇真正的会面还只有一次，那是他和罗成琰一起来京城拜会专家，带了几本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送给专家做礼品。此书是特型图书，很大，进入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具有收藏价值。但书很重，又带了好几本，罗成琰打电话让我和另一位到师大来读博士的教师去接站，我这才与凌宇有了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答辩时间定在1996年的元月10日，确定下来评审专家名单已是1995年11月下旬。那时联系不够方便，我也确实有点心急，居然没有事先征求意见，就直接给凌宇写了一封信，把北师大的评审专家聘请书和评议书也一起随信寄去了。信寄出后，我心里才有点忐忑不安，觉得这种做法不够礼貌，有点过分。过了几天，我还是到宿舍管理室排队给凌家打电话，电话是凌宇夫人张英老师接的，说凌老师外出开会，有事可以转告。我记不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了，但不久系里研究生办就告知，凌宇的评议书已经寄达，可以准备答辩材料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放下。答辩时，我从秘书那里看到了这份评议书，蓝色的墨迹、整整齐齐的行距、端正而又灵动的小楷，秀气中透着一股力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凌宇的字迹和签名，印象特别深刻，甚至有点被字里行间显露出的极致认真所震撼。后来和凌宇熟了，学科里一些需要签字的文档，他不在时，常常就嘱我代签，而我也签得惟妙惟肖，真假难辨，冥冥之中也许就与那时的感动有关。说到这次论文评议，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说到。那时的博士论文打印没有现在规范统一，作者可以自行其是。我有一个同学在做报纸主编，辖下有一个小型印刷厂，有一次闲聊说到博士论文打印，同学热情邀约放到他的印刷厂去做。我也没多想，或者说下意识想节省点经费，立马就答应下来。结果印刷厂真的为我节省经费，用的五号字，版面还排得密密麻麻，我一向自诩视力超好，拿到本子都叫苦不迭，看去相当吃力。那些评阅老师年龄都在五旬以上，凌宇比较年轻，却是高度近视。我常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仿佛看见他们怎样蹙着眉头在密密麻麻的字缝中爬梳寻找，但他们每个人都写出了那么翔实、细致而精准的评议。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充满感激与歉疚。
常听人说凌宇有“匪气”，湘西自古多匪，民风彪悍，凌宇是湘西汉子，似乎对“匪气”也颇为认同。所谓“匪气”，快人快语、直来直去者也，血性刚烈、遇事不忍者也。从这个角度看“匪气”，凌宇可谓名不虚传。我与凌宇共事多年，见证过许多这样的场景。记得师大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批下来后，学校只给新开点的4个导师申报名额。那时学科兵强马壮，教授们都做出过贡献，都具备申报导师的条件。凌宇是学科带头人，他一再向学校建议，希望多给名额，但学校自有难处，绝不松口。僧多粥少，学科最后只能先报四位方向带头人。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一位主管领导的电话，要求学院考虑一下某某教授。我知道这个口子不能开，开了这个口子，还有好几位长期在师大工作的教授怎么办，将凭空添出矛盾来。但我人微言轻，怎样回答都不好。正好凌宇就在身边，我对领导说，凌老师是学科带头人，您与凌老师商量，就把话筒递给了凌宇。凌宇听他说完来意，无名火起，硬生生迸出一句话回答：“名额是你们定的，要么增加名额，八个教授一起上，不然就什么也别说。”后来果然就再没有人说什么了。这种直截脾气、刚烈性格，在待人接物上，有利有弊，利者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弊者是也可能给自己平添许多麻烦。据我观察，其利其弊，凌宇都曾有所领略，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依然率性而为，于是就有了许多关于他不易亲近的传闻。有言道，“学如其人”，研究谁往往会被谁的人格所熏染，沈从文人格怎样，我不是很了然，但和凌宇相处久了，我倒是觉得他的待人接物颇有点鲁迅风。他相信和喜欢的人，他可以掏心窝子对待，开心处哈哈大笑，像一个毫无戒备的顽童。他不喜欢或者不信任的人，他则冷眼相对，不假辞色，不仅无言，甚至连头也不回过去。当然，不管如何冷眼，如何不耐，凌宇从不落井下石。我就知道凌宇平素对某某者有腹诽，有意见，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从不以自己的影响力去阻碍某某者的成事。这种侠者的厚道，应该是他“匪气”人格中最可敬重的地方吧。
血性刚烈者，遇事不忍，实为自然。但人格至大者，往往于难忍处也能忍，敢忍。凌宇是不忍者，还是能忍者？我的印象两者都是，忍与不忍，是他人格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也不分轩轾。在和凌宇共事的这些年里，我就见证了凌宇的不忍，也看到了凌宇的能忍。2003年，师大搞了一次全员竞聘的人事改革。院里一位职工竞聘失利，按竞聘规则要被人事处重新安排。那时我虽然主持日常工作，但凌宇还是院长，这位职工知道凌宇有影响力，把一切怨怒都倾倒在凌宇身上，也把各种言语的侮辱、骚扰都泼向凌宇。但这种事情的处理，不能针尖对麦芒。为了学院的大局，凌宇一直隐忍不发，只是催促学校妥善解决。后来那位职工也向我下手，半夜打骚扰电话，用口香糖堵我家铁门的锁孔，我气得火冒三丈，也真正体会到了对此事件的隐忍，凌宇需要多大的心力。还有一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年凌宇、成琰、剑华和我一起去拜见一位令人敬重的学界前辈，前辈的几大弟子出面接待，大家举杯畅饮，相见尽欢，情绪十分高昂。这时，我和剑华兄突发奇想，怂恿凌宇也向前辈尊者敬一杯白酒。说是突发奇想，是因为我们知道凌宇常年胃痛，从不沾酒，更别说烈性白酒了。话说出口，见凌宇面露难色，我们不禁有点后悔，但就在踌躇的瞬间，凌宇站了起来，要来一杯白酒，恭恭敬敬端着，对前辈说，自己从不喝酒，今天见到前辈，为表敬意，也要干了这一杯，说完将白酒一干而尽。前辈尊者十分开心，在场的各位也都欢呼起来，那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与凌宇聚餐无数，我再没有看见过他端起白酒杯子。这当然是件小事，但大事见人格之大，小事则往往见人格之真。他忍着身体的不适，突破自己的禁忌，这是对长者表达尊敬，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学科的诚意。凌宇常不忍，因为不忍处不过是关乎自己，天塌下来自己顶着便罢；凌宇也能忍、敢忍，因为所忍者关乎大家的利益，关乎全局的考量。大丈夫人格，即如此也！
甲辰四月廿六日写于长沙半空居
谭桂林，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杂志编委。出版《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记忆的诗学：鲁迅文学中的母题书写》等学术著作。曾获教育部第六届、第七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八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