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谈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八十岁，离结束这趟人生的旅程不会太远了。
于是就想：此生如何？是否无憾？又何曰无憾？得闲时就瞎想。
思来想去，所谓无憾，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做了没有？你想去的地方去了没有？你想见的人见了没有？你想说的话说了没有？……如此等等。
大约半年前，我突发奇想，人去世以后，活着的人都会为死者搞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但斯人已去，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可不可以另辟蹊径，在自己还清白的时候，搞一个“向活体告别的仪式”？把自己最想见的人请来，说说自己最想说的话——我的心里话……
我这一生，概括起来是三个平台：军营（战士）、矿山（工人）、文坛（作家）。两件人生事，一个没有读多少书（上多少学）的人，学会了写书；再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做“官”的人，阴差阳错，被“赶鸭子上架”，拉出来做了一个文化团体的“官员”。
先来说说一个没有读书的人怎么来写书的事。
提起写书这一档子事来，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想想看，一个只挨了一下初中门坎的人，要来写书，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我走上这条路，不知有多少人手把手地教我，搀扶着我摸进这个 。
1961年，一个17岁的山里娃，参军入伍，在南海边的一个军营里，被连队阅览室里的书吸引着迷上了文学。渐渐地，我“照葫芦画瓢”地摸索着写小说、散文。1964年冬，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自己叫小说的文章。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恰好自己正在看一本厚厚的旧杂志《收获》，我便在这本杂志封底处找到他们编辑部的地址，就把这篇叫《采石场上》的稿子寄了出去。
那时，我才二十岁，一个基层连队的小战士，且稿子也不是写在有方格格的正规稿纸上，而是一些粗糙的信纸上。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我就收到了编辑部小说组的回信：最让人心跳的是其中这样两句话：经研究，决定采用。信中，还就稿中的几个词的改动，与我“商榷”。就在这一年里，《收获》发表了我两篇作品。这时，我又收到同样只署名小说组的一封来信。信里说，在一年的时间里，你就在我们刊物发了两篇作品，值得向你祝贺！并说，我们的刊物，不一定都要上万字的长稿，几千字的短稿也需要。例如，你最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向军长学理发》就很好……这位不知道姓名，更没有见过面的大刊物的编辑（后来我才知道，《收获》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份大型文学刊物，从刊物名字上就可以得知，它主要是发表已有“收获”的大作家的作品的），不仅认真审读我这个小战士投去的稿子，还时时关注我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我真想知道，这位给我温暖的编辑叫什么名字。于是我写信去询问，他回复说，编辑的名字编辑部有规定，不宜向作者泄露。好在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说不准以后我们还可以见面呢！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不久，一场政治风暴就来了，刊物停了，我也搁笔了，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一直到1984年、1985年的什么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采用我的长篇小说《山野情》，先在他们主办的大型刊物《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发表，再出版单行本。他们约我到上海去最后润色一遍这部作品。我到了上海后，立即找机会跑到已复刊的《收获》杂志社，去寻找这位钱编辑，方知他叫钱士权，刊物停刊后，他下放到上海钢铁厂去了。刊物复刊后，他不愿再回来。我还是没有找到他。虽然我至今都没有见到他，但是他永远都在我的心里！
这样温暖的故事太多了。这一辈子，我只写过一篇儿童文学作品。那是短篇小说《我的同桌同学》。投给北京的《儿童文学》杂志。为这篇小说的修改，编辑苏醒前后给我写了八封信。她（我不知这个苏醒是男是女，从字面上看，我猜应该是女的）写给我信的字数，比我这篇万把字的作品，还要多呀！我也至今没有见到她，但她让我记忆终生！
这些是我没过面的编辑，也有一些让我终生难忘的见过面的编辑。
1975年，涟源钢铁厂成为湖南省学大庆的先进典型。省里组织一些作家，到涟钢采风，创作报告文学集《风呼火啸》。我也参加了这次创作活动。这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刚从那场乱中走出来，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出版社派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编辑到现场看稿、审稿。他叫王正湘。当时，涟钢招待所的条件很差。客房里都是用的25瓦的白炽光灯泡，很昏暗。而王正湘又是深度近视，晚上看稿时，他只好把桌子搬到吊得很高的灯泡下，自己又搬一条小櫈子放到桌子上，凑近到灯光下看稿子。此情此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样清晰地刻在我的心里。
就是那一次，他在与我闲聊时，无意间问我：我在1965年的《收获》杂志上，看到过一个叫谭谈写的短篇小说，那个谭谈是不是你呀？我忙应下说是。并和他聊开了当年的情况。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有一个分社。他们编辑了一套丛书，叫“萌芽丛书”。当时已推出了胡万春等工人作家的作品集。这套丛书编辑部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们已注意到我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收获》等报刊上的作品，要我把作品剪报寄给他们。如果数量够了，就给我编入这套书。如果不够，等我写出新作得以补充后再出。没有想到，紧接着，一场大风暴就来了。文学刊物纷纷停刊了，报纸也没了副刊，只发新华社的电讯稿。我被《人民文学》等刊物留用的稿子自然也就出不来了……
我们这次闲聊，我没有在意，很快也就忘了。但没有想到王正湘竟记在心里了。三年以后，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要我带上我那本他看过的剪报本，到出版社去一趟。到了出版社，我才晓得，他们正在策划那场特殊年代后的第一套文学丛书——朝晖文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的，有周立波、康濯这样的老作家和未央、谢璞、孙健忠、刘勇等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在王正湘的积极争取下，我这个当时在煤矿工作的青年业余作者的作品集《采石场上》也跻身到了这套丛书之中。我是这套丛书中最年轻的作者。《采石场上》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初稿完成后，就投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高彬审读后，觉得很有修改价值，于是特意从长沙赶到双峰洪山殿，我们涟邵矿务局机关单位，为我请创作假修改这部稿子。他先到湘潭看望了一位作者。晚上从湘潭上火车来洪山殿时，落雨、路滑，路灯昏暗，加上他又是近视眼，不小心踩到路边一条水沟里，折断了一条腿……被人发现后，过来扶他。只见他趴在地上，双手四处乱摸，嘴里连连说：我的书稿，我的书稿。当他看到书稿被塑料袋装着完好无损时，才长嘘一口气……我得讯后，赶到长沙医院去看他。我走到他的病床前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竟连连向我道歉：对不住呀，误了你的事……
这部书稿，我只是熬了些夜，付出了些心血。而一个编辑，竟为它断了一条腿！
创作上，一个一个热情的编辑无私地向我伸出援手，耐心地帮助我，培养我。而思想上，也不乏为我捉虫治病的领导和朋友！
1965年，我相继在《解放军文艺》《收获》《儿童文学》《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一篇作品。特别是《解放军文艺》当时正在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活动。上级要求，每个军要完成两篇任务。而我一个人，就在这一年的《解放军文艺》二月号、八月号上了两篇征文的稿子。我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军的任务。为此，部队为我记了三等功。一时间，自己昏昏然，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时，团里抽调我到八二炮连，采写一位超期服役老兵的报告文学。完稿后，团政治处领导要我投给驻地报纸《汕头日报》。尽管《汕头日报》是发表我处女作的地方，但这时，我已看不上这张地方报纸了。而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于是，我在把稿子寄给《汕头日报》的时候，附了一封信。名为自我介绍，实则是自我吹嘘。也正在这时，军部下发通知，召开全军业余作者经验交流会议，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安排我在会上做典型发言。题目是《如何在连队日常生活中发现题材》。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个八千字的发言稿，心里是不无得意。开会前两天，军文化处一位干事到《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了解部队作者投稿用稿情况。收到我这封信的副刊编辑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便将这封信交给了那位干事。干事回来后，把信交到了军政治部主任手里。主任看过信后，决定改经验交流会为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我便成了那次会议的整风对象。
起初，我真想不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在小组会上连续作了两次检讨，都没有通过。后来，军文化处王处长又把我喊到他家里进行个别谈话。这次谈话中，他的一句话，像鞭子抽在我的心上。他说，记不起谁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一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一个作者毁灭的开始。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身上，让我猛醒！我对自己的不良思想，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这句话，也从此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时刻在警醒自己！
当《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得知我们军这次会议的情况后，立即以编辑部的名义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要明白，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作者，要懂得用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来实现创造英雄业绩的广大指战员的目标。而作者本人只是做了记录而已……这封信让我茅塞顿开，从此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几番风雨，几番磨砺，我这个没有上过几年学的人，也能写出书来了。
人生之中，有些因缘际会是无法说得清楚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有“做官”的命。虽不是什么具体意义的“官”，但在主持省作协这个作家云集的团体工作中，让我找到了人生的定位与价值。
记得1985年5月，在省作代会上，不是组织上确定的侯选人的我，竟被选为了副主席，又由于我当时是副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位，被未央、谢璞等几位老大哥推举为常务副主席。不久，省里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我又被选为代表。那天，到大会报到，领到资料一看，我竟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在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预备名单里，我又看到自己是候补委员预备人选。这时，我入党才六年，刚刚符合做省委委员的党龄要求。接着，作协从文联分出，独立建制，我又被省委任命为党组书记。这时的我连一个党小组长都没有干过，心里实在没有底。
而当时，我创作激情正浓，有好几部中、长篇小说在心里酝酿。我想，一个作家，是靠作品立身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看一个作家，主要是看他的作品。作品才是作家的生命和人生的价值。我当时正在益阳兼任益阳市委副书记，待在益阳不愿回来。后来，省委下了通知，益阳地委派一位副书记把我送回长沙。于是，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了”。
省作协从文联大院搬出来，到省文联在东风路上大垅建的两栋原准备做老文艺家宿舍的房子里安营扎寨。而当时机关机构怎么设置，人员怎么配备，我都茫茫然。这时，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夏赞忠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项一项地帮我出主意、定盘子。比如，我原准备将党组会议秘书和人事科长安排为同一个人。夏部长告诉我，这两个职务不能一个人兼。弄不好，会把你这个党组书记架空。你要尽快去物色一个党组秘书。当我来到我过去工作的煤矿，把物色的人选在电话里报告给他后，他认真询问了情况。听我说此人师大中文系毕业，爱好文学，并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现在是这个企业的宣传部长时，他立即表示同意，给予支持……
我上任不到半年，席卷全国的一场运动开始了。那时，我刚刚分到新宿舍。某一天，我正在家里装修房子。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快到办公室去签字。我来到办公室，方知党组几个人都签字要辞职。我看到这封已有四个人签字的辞职信，一下子懵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坚决不在他们签字的地方签字，而是在一旁另外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我缺乏做行政工作经验，不适合担任党组书记。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受影响，请求省委另派有经验的干部来……虽然这样写了，但我还是压下了这封信，没有上交，并赶忙来到省委宣传部，找领导汇报。当时，夏赞忠部长不在办公室，我找到了分管我们的副部长文选德。文部长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不能乱来。你赶快回去做大家的工作，千万不能把信交上来。我按照文部长的指示，赶回来给大家做工作，也就把这封信撕毁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辞职的消息还是走漏出去了。据说，不知什么人将它弄到一个大学的学生广播站广播了。
后来听说，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把这个未成事实的消息，写到一份汇报材料里了，被当时的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审阅时发现了，立即予以删除。这些事情虽然最终都有惊无险，却给我扎扎实实地上了一堂政治课，现在每每回忆从前，都感喟不已，更是不敢相忘。
往事如烟，但镂刻于心的永远不会忘记！记得当我在中国作协工作会议上得知，中国作协要在全国选择六个省份建立青年作家培训基地后，立即回来找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汇报。王书记当即表态：好事！我们省搞一个。并亲笔给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写信。接着，他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我们的汇报。把青年作家培训基地定名为“毛泽东文学院”。后来，为资金的筹措、土地的划拨，他在省委常委会议室多次主持会议，一项一项为我们排扰解难。并亲自找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题写“毛泽东文学院”的院名。省委副书记储波同志兼任筹资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同志亲自带领我们到国家计委汇报。因国家计委领导当时正在开会，一个省委副书记和我们一道，在国家计委大楼门厅里站了整整五十分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文选德同志则带领我们寻找、选择、确定建院地址……如果没有省委领导的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文学院是无法这样顺利地建立起来的。
2000年，正值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型文献类图书——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套书对五十年来湖南文学艺术事业、文学艺术队伍进行了一次大检阅。这套书有整整100本，十个方阵，每个方阵10本，每本20万字左右。按照当时出版此类图书每本补替20000元计算，需要200万元。而文联是一个既无钱又无权的文化团体。怎么办？文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坚定地说，我们支持你，主编由你担任。并提醒说，除了找钱外，最重要的是要把入选的文艺家选准！
我很快物色好了在各文艺领域有威望、有权威、有号召力、有责任心又公正无私的大家，担任各方阵的主编。我本人则做总主编兼小说方阵和红叶（老文艺家）方阵的主编。接着，我又找了五个图书发行商合作，决定印3000套（印数达到3000，成本就大大下降了），五家公司加文联，共6家，每家500套。这时，我又找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曾果伟，请他支持。我们两家议定，出版社免费办理出版手续，每书一号，但出版社不与作者、印刷厂发生关系。我们与作者签订合同，不付稿费，送100本样书，领样书时，签名100本，使我们汇集100套作者签名的图书。六家单位直接与印刷厂结账。各家按每本提供两毛钱做编辑费，用于各主编开支。这些纸上谈兵的事，很快就定下了。
这时，我们手上还是没有一分钱，又有哪家印刷厂敢接活儿？也就在这时，我偶然听到时任长沙市市长的谭仲池说，长沙县一个人大副主任是一个搞印刷企业的企业家，他想认识谭仲池。同时，他的许多业务，都是来自出版社。当然也想结识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刘鸣泰。这时，我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对仲池说，你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去会会他。我马上在毛泽东文学院的酒店订了一桌饭，把仲池和鸣泰请来，又把这位长沙县人大副主任、鸿发印务公司的老总肖志鸿先生邀来。酒席上，我要仲池和鸣泰给肖志鸿敬了一杯酒……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向肖志鸿谈了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计划，并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现在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你敢不敢接下我们这个业务？他连连说，干，我们干！同时，他也兼做图书发行。就这样，肖志鸿也成为了我们六个合作商之一。
很快，小说方阵的10本书就印出来了。那天，我兴冲冲地提着这套书来到文部长的办公室。文部长一边翻着书，一边吃惊地看着我说，这么快？不久，省委宣传部就拨给了我们20万元钱。
这套书，如果用4吨的卡车拖，要拖30多卡车。共花费印刷费用109万。接着，我又以“谭谈”的实名给全国几百家公共图书馆馆长致信推销，我们文联印制的500套，销出去了260多套。订购最多的，是香港中文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据说这是民国政府时的中央图书馆）各订了5套。
为了答谢五家合作商，我请了五位画家各创作了一幅画，赠送这五家公司，并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了一场赠画仪式。赠画仪式上，我请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同志，向支持我们的这五家公司分别赠画。
所有这些事做完以后，没有一分钱的我们还剩下了九万多元钱。最后，我组织为此套书的出版发行做出了贡献的文联、作协的有关人员，到浙江和越南旅游了一趟。
而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已然进入到耄耋之年。此时此刻，我多么想把自己此生最想见的朋友邀到一起聚一聚啊！和他们面对面地说说自己最想说的话。尽管此生有不少自己最想见的人已永远见不到了，他们已经远行了。但是，他们活在我的心里，他们和还健在的老朋友一起驻守在我最柔软的心房，永永远远！
人生如梦，无论是回首往事，还是放眼未来，我都为人生中所有的遇见欣然流泪。因为，这一路有你们；因为，年华似水；因为，值得；因为，永恒！（刊于《湘江文艺》2024年第2期。）
谭谈简介：1944年生，湖南涟源人，先后出席中共第十三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湖南省委第五届、第六届候补委员、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中篇小说 《山道弯弯》 等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曾主修毛泽东文学院、创建作家爱心书屋、主编大型丛书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创办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建立当代湖湘文艺人物资料中心。有五百余万字、数十种著作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