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篆刻家刘一闻
◎个三
关注刘一闻先生，最初缘于艺界的一些拜师现象。一些在“国展”和地方业界还有些“成绩”的年青篆刻人拜师于他，要知道他们平日在“江湖”上可都是“牛逼哄哄”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尚未有什么“国展”成绩的人，总之，多少给人以成群结队拜师的印象，于是便生出其人凭什么“收割”的疑问，然一直未得其解。
▲刘一闻的入展作品取法汉魏碑额，可见其当时取法之聪明处。
说“拜师”，先关注下刘一闻先生的师承关系也是必要的。前不久翻旧事，写了一篇《40多年前那场“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有哪些梗？》，在梳理10位获“一等奖”作者的师承及相关人脉关系时，发现当年只是入展作者的刘一闻，与获“一等奖”的陈茗屋均师承于“评选委员”方去疾先生，从刘一闻先生后来给获“一等奖”的苏白先生所撰写的推介文章中，得知其主要以苏白先生为师，而苏白以邓散木、陈大羽为师，陈大羽以齐白石为师，陈同时又与王个簃先生是有师生名分的。如今刘一闻先生的简历，是将与苏白师承关系摆在前面的，说明他对苏白是尊敬、推崇有加的，同时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他与苏白之间的请教、交流可能是最密切的、最受用的。如此知刘一闻师承的主要脉络关系是：邓散木——苏白——刘一闻，另两条稍次的脉络线则是：齐白石——陈大羽——苏白——刘一闻；吴昌硕——王个簃——陈大羽——苏白——刘一闻。
无须讳言，艺人拜师是看“码头”的。从师承历史看，刘一闻先生有苏白、方去疾、方介堪、谢稚柳、商承祚等名师直接“背书”，再往上溯，就会有齐白石、吴昌硕这样的书画、篆刻大家“背书”，当然算“牛气”的；其外，从现实看，刘一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即担任“国家级”书法、篆刻大展评审委员，那是有生杀大权的人物，他现还是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篆刻艺术院研究员及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身份地位摆在那；第三，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经济、文化及政治沉淀形成了“上海人”独特的“文化性格”，江湖上有说“上海人”看其他所有外人都是“乡下人”，其底色应该是上海在许多时候都是中国某个层面的“中心”或“老大”，然后便生出“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身份自认与心理自豪，进而有一种自信。“上海人”经济而务实，很“小资”，很“高端”，窃以为最近电视剧《繁花》里的“爷叔”便是“上海人”的一个剪影，他精于算计，老于世故，下手狠快，依靠上海独特的“大码头”地位“玩弄”股市、“打造”名牌，领导潮流，掀巨澜于轻车熟路间，整个上海乃至中国都好像被他们玩于股掌之间，而表面上却风雅之致，大概即是“人中龙凤”也！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都是打上了“上海”标签的，明代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派”，清代著名书画家任伯年与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等，都是据上海而名满天下的。如今的韩天衡、余秋雨等文艺人都是雄居上海、敢公开宣称“大师”的人，他们是当代“上海人”心理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有历史“上海人”心理的一种反映。刘一闻虽说是山东人，但生长于上海，应该说是地道的上海人，其成长经历与文化性格都打上了“上海人”的烙印，虽说他小“大师”韩天衡9岁，但他与韩天衡、周志高等人同以方去疾为师，则属同辈分的人，韩的“江湖”名声很大，刘的功夫也做得很扎实，另外一个叫徐正濂的艺人也大致如此，都是在用心、扎实经营自己地盘的人。
▲刘一闻与苏白（前）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是举足轻重的，虽非“政治中心”却有着对主要“中心”的足够影响力，在经济发展中更是港口经济大码头，在文化上自然也就有其足够的自信力。当初据上海的吴昌硕能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讥笑处于“文化中心”的齐白石，也是一种典型“上海人”的自信心态反应。刘一闻等人深耕上海一辈子，占据了上海这个“大码头”，想来钱袋子自然也会比较充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玩点儿艺术或文化，也就有其特别的自信，其“江湖”地位自然也可慢慢辐射全国了。
文化自信促成文化审美与艺术面貌的独立。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便可发现韩天衡、刘一闻、徐正濂等如今有点名望的上海艺人，他们不随时流，手下的书、印均是面貌独具，倔强地生存着，哪怕是“独执偏见”也不顾，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广东的书法人麦华三、秦咢生、陈永正等人其实也属于这种现象，这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大码头”，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便对本土文化与相关师承关系有了更多的重视与保护，不像今天其他各地的“书法家”，整天跟着“国展”的屁股后疯跑，结果都成了表面热闹、内在僵死的 “国展体”，可怕的是，如今的“国展”之风，已横扫包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更年青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一元化”的评判标准无差别地消灭了审美的丰富性与地域特色，造就了遍地毫无文化性格与品格的“书奴”，而在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的上海、广东，尚有刘一闻这样有积淀的人存在，他们的“文化自信”也便能相对“硬气”，因此也能分得更多的“江湖”份额，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其他地方便没有那么“幸运”了，譬如处于中部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湖南，单论书法与文化品格，该地的周昭怡、胡六皆、颜家龙、王超尘、蒋卓如等书家，均是可以拿出来与同时期全国一等一的名家相抗的，然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造成的其他综合因素影响，这些书法家都暂时还没有韩天衡、刘一闻这类艺人的“江湖”影响力，以致现在一些湖南年青人都外出攀附“大码头”了，实在是委曲而欠公平的了。
篆刻家刘一闻的自信在书法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最近看上海市书协订阅号上发布的刘一闻先生“挥春”视频，死死地将一枝笔往身前斜卧，侧锋横扫竖拉斜推，直将古人引以为骄傲的、能八面出锋的毛笔玩成了板刷，这样的作品要是投“国展”，必定是见光死，然刘一闻却玩得很自信。从艺术的传承与发扬角度讲，虽说其书融合了简书、魏碑及楷书等书法元素，也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但在用笔这个书法核心问题上却是“大逆不道”的，他这种“书体”，完全可以不用毛笔，用一把油画板刷、甚至是一块竹片或刀片便可完成，也就是说，他已用实际行动彻底否定了传统书法的技法核心——用笔。当然，如果硬要找一个前人来垫背，前面也有个走偏门的金农，终非正道也！不走正道、大道，只能说是投机取巧了，由此可见刘一闻在艺术上的自我定位并不高，在他而言，也许更重要的自信是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在现实里博得一些声名与现实利益，便属相当成功了。
一个大书家的书风演变一定是有其不断实践探索轨迹的。想找些刘一闻早期书法，来看看他如今这种面貌是如何演变过来的，由于手头资料短缺，便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发现。有少量几幅以简书笔意写篆书的对联，但找不到任何与目前“刘一闻体”之间的联系或轨迹，这样的作品如不是出自刘一闻之手，大概率会被人当垃圾处理。于此，我更愿意相信“刘一闻体”是臆造出来的，是刻意“设计”出来的。
▲刘一闻篆书对联
▲胡六皆书法
▲刘一闻书法
▲胡六皆书联
▲刘一闻书联
据说刘一闻对长沙胡六皆先生的书法是颇为推崇的。将胡六皆、刘一闻的书法放一起对比，发现两人之书均是楷隶结合，胡六皆先生之书中锋用锋，力透纸背，线条简洁灵动，结字谨严端庄，而刘一闻之书线条显得单薄，之所以还能看，则是沾了仿印章的单刀边款意趣，胜在结构取巧，想来他推崇胡六皆先生，正是清楚自己的短处与不足。
2023年11月23日，“三人之行——刘云泉、刘一闻、鲍贤伦书作展”在浙江西湖美术馆举行。看了下相关报道，觉得刘云泉之书整体显得孱弱、病态；刘一闻之书格调还不错，但用笔单薄、概念化；唯鲍贤伦之书相对大气厚重又不乏灵动，格调亦属高古而不乏新意。三人的作品可为当代有识之书法人镜鉴。
▲刘云泉（左）、刘一闻（中）、鲍贤伦（右）书作
最后谈谈刘一闻先生的篆刻。之先，之所以说刘一闻先生的书法，一是因为他曾说不懂书法便不可谈印，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前面所说的、他的书法比篆刻有特色，然刘一闻在“江湖”上更多的是以篆刻立身的，源于1983年上海的那次“全国篆刻评比”活动，也源于他有好些著述都与篆刻相关。现在来看一下他的篆刻。
▲刘一闻篆刻作品
如今刘一闻先生的篆刻，与其1983年35岁时入展“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时的作品取法与审美取向纯粹、简净得太多，唯其平正则是一惯的，在空间构成与线条的摆布上，也可以说是在“印化”上有了更多的思考，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审美意趣，譬如用刀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讲求线条的干净，结体、摆布也不故作姿态，注意留红的均衡，于平淡中见大方，于微澜中求隽永，这种取向与其几位师父是有区别的，也是有着自己的特色的，但与韩天衡、李刚田等同时代印人相比，便没有多少特色，个人风貌并不突出，若与年青一代的印人刘洪洋、许雄志等人相比，更显得思想老套了；另外，其印中并无其书中的简书成分，也就是说，强调不懂书法便不可说印的他，自己的书与印并未统一，二者还谈不上完全打通。
综合地看刘一闻先生的书印，还难与当代真正有实力的艺人相抗。印人刘一闻之声名，应与其师承的“江湖”圈子、所处上海“大码头”以及他在著述、考据等学问上的相关成绩相关，若是放在同时期真正有实力的艺人中去，他绝无可能跻身一线艺人阵列，这是相当尴尬的，也是与其“大师”声名不太相符的，若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去，则更是缺少分量的，若只作为一个不拔得太高的艺人，则是相当不错的，至少强于百分之八十的同时代艺人。
以上只是鄙人之拙见。对当今这样“大码头”的书印进行评论，是有风险的，刘一闻弟子众多，希望这个“大码头”的人是有素质的，亦请有识之士教我。
2024年1月29日于乾丰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