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见明
一、相 逢
1981 年，上海《萌芽》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
1982 年，《萌芽》发表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
1983 年，《萌芽》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
我尝试写作比较迟，1980 年，我已经27 岁了。我写完第一篇作品，想在县里找个发表过文学作品的行家看看，给指导指导，可惜有几位能写的前辈，都已经上调到市里的文化部门去了，拜师无门。一日我翻报纸，见上面有一则消息，说是上海有一份叫《萌芽》的杂志已复刊，并介绍该杂志于1956 年创办，是新中国最早面世的青年文学刊物之一。鲁迅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还主办过《萌芽》杂志。我很想去《萌芽》试试锋芒，一是大上海这个经济文化高地，对于我这个生长于湘北山地没出过远门的人来说，如能在那露露脸，是何等的荣幸。二是这个刊物，是以扶持年轻写手为宗旨和己任的，不妨也去碰碰运气。三是这块文化土壤，曾经挂过鲁公这块金字招牌，能够进去那个门第走走，不负此生。
头脑是热了，渴望是有了，思来想去，但还是不敢去投稿。于文学，我是没有底气的。我在1965 年考上的初中，1966 年 5月“文革”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就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课了，细细数来，正儿八经的课堂，待了不到一年。好在名分上的课堂虽说是受到了巨大而长期的冲击，但自学的途径并没有被切断，譬如说我喜好文学书籍的阅读，就有办法去毁坏了的图书馆中找幸存的读物，民间也是藏着不少的好书的，有古典文学名著，有建国十几年来的名家著作，有外国文学 （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作家名著），借读并非难事，我青少年期间唯一没有耽误的功课是文学作品阅读，这些故事书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课堂。
“文革”结束，文艺复兴，春风吹暖大地，滋润了无数“文青”的美梦。我17 岁时高中还差三个月毕业，被招收到县剧团工作，那时候我的月工资加上山下乡的演出补贴，有30 多元钱，那时候被春风哺育成长的新时代文学月刊，定价都只有几角钱，我一口气订了好几份，杂志拿到手，必是从头读到尾。
十几年来，这两种不同环境中不曾间断的文字品尝，也就成为了我的老师和课堂，久而久之，大致也就明白了文字应该如何摆弄了。也许是因为这么想了，就添了些勇气，斗胆把稿子寄给了《萌芽》。我之所以斗胆，还有一个备份，就是不指望初试锋芒能获得成功，我身边就有好几位比我年长的文学爱好者，投稿不少，无一成功，以他们的败阵垫底，我就大胆了。尤其是我有足够的退路：其时我在县剧团做了近十年的舞台美工，写写画画已成乐趣，饭碗也已抓牢，就大可不必因退稿而不悦了。
那个时候的邮局真好，寄普通信件，是要贴8分钱的邮票的。而邮寄新闻和文学稿件，是免费的，邮寄时剪掉信封上的一个角，然后在信封上写上“新闻稿件”或“文学稿件”字样，让工作人员看到内面是一叠稿纸而不是几页，就可邮寄了。
那时候邮电局的电信服务也是一流。我把稿件寄往上海，一个多月后，一天我在岳父家睡午觉，楼下办公室守电话的值班人员上来敲门，问我在不在这，说是有来自上海的电话找我。这是《萌芽》杂志编辑钱建群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萌芽》要发表我这篇作品。问这个稿子有没有投给其他刊物，说同一个作品是不能一稿多投的。他说他很高兴编发我的小说处女作。他还同我聊了一会与写作无关的话。那时候钱老师要打通一个长途电话是很难的，先把编辑部的座机手柄摇得“哇哇”响，接通上海的话务员（我们乡下尊称掌握通话大权的话务员叫“总机” ），说是要打某省某市某县某部门的电话。于是上海的总机给拨通某省的总机，省里接通了，再拨通地市的总机，地市总机接通了，再拨通县里的总机。最难找人的是县总机，那时我在县剧团工作，其时县里只有科、局、乡镇一级的部门才拥有一台电话机。生活在大上海的钱老师，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个最低层级的单位，还不能配备传达室和享用电话机。好在这天的值班总机是我的小学同学，她知道我可能会在哪几个地方活动，一个一个找，才找到我。我想钱老师守着话筒，没有半个小时是打不通这个电话的。那时候我们剧团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上山下乡给老百姓演出“革命样板戏”，也不知钱老师电话找过我多少次。持着联系，可就是忘记了问这个“处女”电话，他打了几次才打通。
因处女作的顺利发表，我还得了当年的《萌芽》文学奖和省里的一个奖。就一篇作品，就让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但我并不以为我写得很好了（当你认真读过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后，有样板在前，你自然而然就能称出你只有几斤几两，写得如何了），只是此时我已被拉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激流勇进的文学大潮，突然就很想摆弄文字而不想做舞台美工了。我的想法，被朋友婉转地传到了文化部门领导耳中。县上领导也好，希望我能趁热打铁，多写点东西，就让我去文化馆做了文学专干。文化馆的馆长也好，说你可以不来坐班，专心写作。我深得厚宠，一下就做了“专业作家”。
家里房子小，孩子还不到一岁，专心写作是做不到的。1982 年初夏，我来到县里一个最大的乡间集镇，准备写一个乡镇生活的作品。我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山坳里长大，出生地的名字就叫作“坳上”，从小向往集镇的热闹生活。这个镇上仅有一家小饭店，我在这里住了个楼梯间，白天写作，早晚去镇街上走走，补充点新鲜的见闻。楼梯间里仅有一床一桌，床宽不足一米，桌子更窄，凳子是摆不下的，以床作凳，伏案正好。饭是跟着厨房员工一起吃，店里每天收食宿费3块钱。那时我的月工资有80 多元钱，还开始拿得到稿费了，不抽烟，不喝酒，一天3块钱的开支不影响养家。
小饭店的斜对面是镇上的邮政所，临街就一间房，绿色的门，内面的工作台，也刷着绿色，绿色柜台里，仅一个人忙活，也穿着绿色工作服。再往内，是个筒子房，一直进去，不知道有几间。我每天要去邮政所看看，那时候的对外联系，除了写信还是写信，小饭店当然不会有电话，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发两三封信，因与好几家刊物有稿约关系，要说的话就多，还有家人、单位、亲朋等要联系。我走动了几天，邮政所大哥就认识我了，问：“老弟你是干什么的 ？天天来收信发信。”我说：“写点文章。”他说：“写文章的？那你要写写我们。”我问： “你们有什么好写的？”他说：“我们送邮件的，不容易啊，跑一趟邮，爬山越岭，没早没晚，动脚就是三天，要在老百姓家里住两夜，一走就是几十年啰，青发走成白发。”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安慰他还是表扬他？那时我还没有能力想象出合适的话来。但他的话很重，压在我心里，忘不掉，放不下。
二、起 意
我的记忆力不好，小时候背课文，有的同学读一两遍就背下来了，我不行，读十遍八遍还背不流畅。后来开始学写小说了，觉得记忆力不好可是这个行当的天敌，好在有一句俗语帮了我很大的忙，叫作“心记不如淡墨”。于是便有了记笔记的习惯，读到了书本上的好句子，听到了有趣的故事，看到了生活中难忘的场景，就赶紧记到本子上，以此来弥补我记忆的缺憾。
尽管记忆弱，但凡打动过自己的人和事，却是会念念不忘，甚至几十年都会记忆犹新。我在这个集镇上待了个把月，在镇街上的众多见闻，基本上都寄存在记录本子里了，唯有乡村邮政所的绿色和邮政工作人员说的几句话，刻在脑海里难以忘却，还不时勾起我儿时记忆中的邮递员——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最盼望的事情，是能看到我们这个人烟稀少的小地方，有新鲜面孔出现，我们看厌了周边老在晃荡的熟得不能再熟的面孔。穿着绿色衣帽的邮递员，是有规律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身影，他们隔几天便会把邮件送到大队部（现在叫村）。凡是最先发现贵客的小伙伴，必很负责任地发出尖叫，召集大家不厌其烦地去看这一幕，摸一摸来自远方的叔叔或者伯伯的绿色衣服和绿色邮包，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摸摸我们的脑袋。那个时候我们无比羡慕吃着国家粮、出着公差的公职人员，邮递员是我们能够常见到的偶像。
自离开集镇以后，我就开始想着要写一个关于邮递员的故事，写写我儿时印象中最令人怀念的角色。每当我拿着剪去一只角的稿件信封投到邮局的信箱时，我便会想：邮政局为什么会如此善待写手，寄文章不收钱呢？每当我找个座机对外打电话时，就会想到那些竭尽全力满天下寻找听者的女话务员，她们经常会喊破喉咙。
凭我读书并不丰富却也乱翻过不少书的阅历，还没有读过书写山州草县翻山越岭、历尽艰辛、徒步跋涉的乡邮员的文章，这可是一个冷门题材，凡写手抓住了一个有点新意的题材，就如品尝到一份没有吃过的菜肴，给读者一口新鲜，无疑会是能够给作品加点分的，这是推动我向这个题材进军的动力。
其二，在这个“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高峰时期，整个文坛的写手，有如一条刚刚走出磨难大门的大汉，喘着粗气，皱着眉头，脚步沉重，神情压抑，正在以最大的努力摆脱心灵的伤痕。这些沉闷的空气，更多的是游荡在知青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文字里。“文革”开始，我有了13 岁，应该说心智是比较成熟了，我也经历了这个运动的诸多场景，比如说我是看到过老师被打的、官员被斗的。我是农家子弟，但我隔壁就住过既干不了农活也弄不熟饭的下放知识青年，以他们的认知和经历，很多知青写手已经写出了惊世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了，我要写写这类作品，凭我的所见所闻，也是可以随大流写出些催人泪下的故事来的。但我不打算涉足这个题材领域，一是我没有过他们的心身体验，二是书写这个话题的文字铺天盖地，翻开所有文学期刊，文章内容十有八九是“伤痕”与“反思”，那条大道太拥挤了，我能不能另找出路呢？
在我十几岁时，记得家乡有一位善作田种地养牲畜的高手，指导比我只大七岁的叔叔务农，说“都种棉花，你就不要种棉花”。意思是说，去年棉花产量好，卖了好价钱，看到市场好，大家会一窝蜂今年上马大种棉花，结果会产量过剩，供过于求。
农夫的“棉花”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指导艺术创作的。
三、试 笔
我很想写一篇有别于当下时尚文潮的东西，我希望她不那么沉重，少些怨气，她应该是让人读来轻松的，质朴的，干净的，纯粹的，温暖的，多少有点诗意的。有如市井中的菜巿场，几十个摊位，清一色摆满了刚刚岀土的鲜嫩清丽的白菜萝卜，而我摆的只是几把小葱，虽说是小众产品，但物以稀为贵，很可能会引人注目，被率先买走。日常生活的逻辑是这样，做文章是不是这样？
我想文中主人公父亲、儿子和狗，干净到连名字都没有。
小镇乡邮员给予我的创作素材，仅有一两句话。一两句话怎么编成一个故事？接下来的活，就是对创作者的考验了。我想这无非就是一个赶路送信千辛万苦寂寞孤单的过程，故事就是乡邮员的步步脚声，声声粗喘。几天工夫走了一圈，接着又走。周而复始，一走就是大半辈子。走不动了，交给接班人。于是，小说就结束了，留下若干联想。
想一想父子俩走了几天又没有多少话说，除了寂寞还是寂寞，读者怎么看得下去？那就加一条狗吧，现在很多怕寂寞的城里人，解决寂寞的办法大多是养一条狗。当然我笔下的狗，不再是一条狗，它也是一个重情义、吃得苦、无怨言、能干活的“乡邮员”。
老乡邮员的角色设立，源于我的祖父。我老家的这个山区县份，山高水长土肥，古来盛产茶、麻、油、纸，声名远播。我祖父是育茶、做茶、鉴茶的高手，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我祖父一直被供销社聘用做着鉴茶的工作，那时候一个产茶大县没有办茶厂，因茶农技艺世代相传，家家户户是行家里手，大致也就没必要办厂了，不如直接从茶农手里收购成品茶叶，由县上的茶叶公司按等级包装，分别卖到外省、外国。茶叶可以分出九个等级，由我祖父定级，与茶农结账。出茶旺季，我祖父每个月要到县茶叶公司去对一次账。他工作的地方，走路去县城，有四十里地，山高路陡林密，要走五个小时。走另外一条路，只要步行十几里，就可以坐到公共汽车，但他从来没有去搭乘过公共汽车。后来我在县城工作了，他是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凌晨三点准时从山里出发，到我那赶早饭，上午去公司对账，然后到我这吃中饭，天黑赶回供销社，走个两头黑。我曾问过他：“您怎么不坐车呢？要少走三十里路啊。因公来县里对账，是可以报销车费的。”他说：“反正是要走的，我还走得动，就走走。公家的钱，也是钱。”就这样，他一走就是几十年，没有报销过一次车费。
我祖父膝下育有四男三女，每年过年吃团年饭，一家三代有几十个人相聚，但祖父从不回来过年。他工作的供销社，仅有四个人，有三个是吃国家粮拿固定工资的。而他这个临时工，年年主动报名无报酬留守店铺，动员其他三位回家团年。
我祖父六十多岁挑着行李，净身出店回家来养老。上世纪七十年代，事业和企业岗位公职人员退下来，是可以让后人顶职的。就如我的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中描述的子承父业。那时候，有专长的做久了的临聘人员转正也很普遍，可就是没有人想过给我祖父也来一碗养老饭。
我祖父的忠厚老实，在地方上家喻户晓，供销社让他回家，他就不声不响回来了。他不会主动提什么要求，不会因为没有人考虑他转个正拿点退休金而发牢骚。
我想我小说中的“父亲”，就应该是我祖父这样的人，我很敬仰这样的人格，甚至觉得很伟大。
在我儿时的印记中，我们山里人家，家家户户都是要养狗的，一是防盗，二是防野兽。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正值少年，最大的渴望是能够在红薯丝和各种家菜野菜混煮的饭里发现有几把洁白的大米。有道是“饥寒起盗心”，贫困地方小偷小摸的情况难免，这个需昼夜值班防范的活，就交给家犬了。人尚少吃，动物焉能富足？一些不懂事不知怕的小兽物，闻到家户还有油盐气味，怎不会想方设法往墙内钻？这已是动物之间的对敌作战，非狗莫属。
无论生存多么艰难，我家的狗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足不入户，昼夜守在屋后路边的柴棚里，那也是小偷和小兽进屋的必经之地；二是抓住一切机会，夜深出外狩猎，尤其是秋收季节，田地里的庄稼成熟之时。很多时候，天刚发亮，便听到有狗的爪子在抓厨房门，我们知道有好事临门了，是狗狗出师大捷，送猎物上门来了。打开房门，即见战犬尾巴摇得热烈，它们已将猎物搁在门槛上了，或是獾子，或是果子狸，或是黄鼠狼……这时我们知道狗狗最盼望的事情，是马上带它们去河边收拾猎物。它们兴高采烈地冲锋在前，它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是去河滩上生火烧兽物的毛，它们会轻车熟路去衔些易燃的枯叶干枝来助燃。第二件事，是观看主人给去了毛的兽物开膛破肚。接下来，是吐着舌头，激动无比地静候主人的赏赐——将兽物的内脏扔给它们吃。
或许在我们村野土狗的遗传基因里，注明了，它们俘获的猎物，肉是要奉献给主人的，它们只能享受内脏；生定了，无论风霜雨雪寒天酷暑，它们是能够在草棚或野外洞穴里健康生存的；传承了，它们是不能进屋去打扰主人的，它们的义务和称呼，古来就是看门狗。
在我小学毕业前，家狗会每天送我到校门。十七岁参加工作前，每上山砍柴、下河捕鱼、种菜挑水，它从不缺席陪伴。
我想作为一个在深谷丛林中孤寂奔波一跑几十年的乡邮员，他是应该有一个忠实的伙伴来陪伴的，除了犬，别无他选，有言道，“犬有义，人不知”。正因为“父亲”有过一般人难有的深情体验，他觉得接他班的儿子，生活中不能没有一条义犬的陪伴。显然，进入小说和电影中的义犬老二，已不再是狗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像牛一样，尽自己的力气，拉一把爬山已经很艰难了的老乡邮一把；在主人过河越溪难敌急流冲击时，他要抢在上游划动四腿，拼命浮游，只露出一个鼻孔，以微薄之力，力争替老人减轻一点负担；易涨易退山中水 ，山间大小溪流密布，桥是架不成的，无论涨水还是寒冬，乡邮员赤脚渡水，已为常态， 被山涧冰泉将脚泡麻无法起步也是常态，这时，义犬老二来不及甩掉一身湿，会急于去丛林里找些柴草来给主人生火烤脚……
父亲、儿子、狗，三个人，八条腿，孜孜不倦忠于一个跑路的职业，单调漫长的跑路，是难以构成一个讨好阅读兴趣的文学故事的。未必故事于文学就是血肉，文无定法，也不妨试试自己的这种搞法，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因为她的紧要处，应该是姓“我”的。
（节选）
彭见明简介：著名作家，1953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农村。历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巡视员、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文史馆员。创作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7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23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公众最喜爱的影片、第31届印度“国际电影节”银孔雀奖、2001年日本电影艺术节最佳外国电影奖、同年获得“每日电影”最佳外国电影第一名、2001年度“电影笔会”最佳外国影片第一名。长篇小说《玩古》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12部、国内外出版小说、散文、绘本集2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