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奇人——湖南文人杨度写的著名的《湖南少年歌》。诗句豪迈之极，壮丽之极，首出了湖湘人在中国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在遥远的古代，湖南地区曾一度被视作未经开化的蛮荒地带。自秦朝伊始，此地先设立长沙、黔中两郡，随后并入荆州管辖之下。直至唐朝中期，湖南观察使的设立标志着“湖南”这一称谓正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从而确立了其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演进中，直至清朝中期，湖南地区的民众及其文化贡献长期未受到广泛关注。可以说，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湖南在中国地理版图上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似乎并未占据显著地位。
诚然，湖南也曾孕育出如“草圣”怀素、宋朝文学家周敦颐、明朝首辅李东阳等杰出的历史人物，但相较于中原和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名人数量及其影响力，湖南显得较为逊色，即便与邻近的湖北相比，也稍显不足。
然而，自清中后期开始，湖南人突然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主力之一。从晚清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甚至到1949之前，湖南先后有多批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物涌现。有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
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等，无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据《辞海》所载，晚清时期，仅从备受瞩目的湘军中便涌现出15名总督与14位巡抚等重要的封疆大吏。其中，湘乡县尤为引人注目，一个县便诞生了9名督抚，这一数字甚至超越了多数省份的总数。
至于晚清时期被誉为“中兴四大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其中湖南籍便占两位（若按照另一说法，即“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湖南籍名臣将占三位）。
在后续的民国时期，湖南地区亦孕育了众多杰出的革命志士、文化翘楚与军事将领。其中，被誉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陈赓、贺衷寒三位均出自湖南。统计显示，黄埔军校一至五期共培养出7399名学员，其中湖南籍学员高达2189名，占比达到30%……
而中央军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确定的36名中国当代军事家中（大将资格以上），湖南籍军事家就有15位，占41%。其中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3位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6位开国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
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有5位——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权、黄公略。在1614位开国将帅中，湖南籍有202位，3名元帅，6名大将，19名上将，45名中将，中将以下129名，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他们均源自湖南。
可以明确地说，湖南人民在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那么，湖南人民为何能在众多地区中脱颖而出呢？这种引人注目的崛起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湖南地区，古称“荆蛮”或“三苗”，历史上曾被视为文化未开、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之地。因此，在古代，湖南常被视作卑湿之所，王化未及之地，成为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该地因大部分土地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北邻长江，境内拥有湘江、资江、沅水和澧水四大水系，其中湘江以其庞大的水量和显著的经济价值成为湖南的代表性河流，故湖南简称“湘”。
湖南地形以丘陵为主，四周环山——西北有武陵山脉，西南有雪峰山脉，南部为五岭山脉，东部与江西交界处有罗霄山脉，中北部则地势较低，形成丘陵型盆地。湖南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这种地形条件导致湖南气候闭塞、潮热多雨，加之地势崎岖、资源相对匮乏和地质灾害频发，使得湖南的地理环境并不优越。因此，居住于此的人们需付出辛勤努力，在艰苦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
湖南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无惧挑战，乃至对死亡的蔑视，皆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在上古时期，湖南先民即表现出悍勇尚武、不畏风险的特性，这一特质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湖南人民甚至以身为“蛮夷”而自豪。
《史记•楚世家》中明确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这句话直白地展现了楚人（即湖南先民）的直率与勇猛，他们以蛮夷自居，以战斗和扩张为荣耀。在《史记》中，衡山、长沙等地的民俗被描述为“俗剽轻，易发怒”，而《隋书》则以“劲悍决烈”来形容湖南的民风。南宋词人李曾伯亦对长沙人民有着“民最喜讼，号难治”的评价，这亦从侧面反映了湖南人民直率、坚韧的性格特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演进，中原地区经历了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以及宋室南渡等一系列历史动荡。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为了逃避战乱，大批中原汉人历经千年，陆续南下至湖南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丰富文化，更在与当地原住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孕育出了现今独特的湖南精神文化。
这种文化体现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智慧，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韧性，以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担当。同时，也形成了湖南人独特的品质：他们吃得苦、耐得烦，展现出霸得蛮的坚韧，以及不怕死的勇气。这些品质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礼仪与智慧，也融合了苗民之蛮与勇的特质，塑造了一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富有进取精神的独特人群。
这种精神文化与特性的塑造，赋予了湖南人迈向历史舞台的内在资质，同时也是他们累积力量、蓄势待发的关键要素。然而，他们目前所欠缺的，仅仅是一个打开历史舞台大门的钥匙以及一次展现自身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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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湖南人对于历史舞台的参与程度时，若言及他们曾缺乏一把通向历史前沿的钥匙，那么这把钥匙实为陶澍所发现。陶澍先生不仅率先引领了湖南近代人才的涌现，更是晚清时期湘籍杰出人物的领军人物，堪称湘籍群体中的翘楚。
陶澍，籍贯安化，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后升迁至两江总督之职。他一生致力于倡导实学理念，坚信“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之目的在于经世济民，为现实所服务。陶澍周围，集结了一批湖南籍的杰出人才。他本人作为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领袖人物，其影响深远。
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下，晚清时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经世济民的人才。其中，贺长龄主持编纂了被誉为经世派“圣经”的《皇朝经世文编》，此举直接推动了晚清士人由务虚向务实的转变；魏源则编纂了《海国图志》，使得日本得以从蛮夷之地跃升为当时的列强之一，他更是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
在他们的深远影响之下，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得以崭露头角，并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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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集团的构建，不仅标志着湖南地区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更成为了其崛起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当时的大清王朝，南部面临太平天国的威胁，北部则有捻军的侵扰，战乱持续波及至江淮流域，使清政府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然而，这一连串的战乱也为湘军集团带来了显赫的军功和广阔的地盘，从而巩固了湘军在大清王朝中的核心地位，成为了支撑王朝稳定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除了重视以传统思想教育军队外，还非常注重普及科学知识教育。所以在他的带领下，湘军中带兵的将领不仅在军旅中仍然读书不辍，还常常教导士兵学习文化，如湘军名将王錱，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则教士兵读书，时人笔记记载：“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是当时湘军中一道独特风景。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的组建过程中，他不仅高度重视以传统思想对军队进行教育，而且极其注重普及科学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引领下，湘军中的将领们不仅在军旅生涯中持续不断地学习，更致力于推动士兵的文化教育。
以湘军名将王錱为例，他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则亲自教导士兵读书学习。据当时人的笔记记载：“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这一景象，成为当时湘军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彰显了曾国藩对于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视和推动。
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获得了太平天国的大量财产，这些财产随后被湘军子弟带回故乡。在陶澍、魏源及曾国藩等先贤的深刻影响下，他们不仅致力于家乡的建设，还广泛设立私塾，兴办学堂，从而显著提升了当地的教育重视程度。
这一举措促使了近代湖南地区形成了浓厚的教育氛围，使得众多湖南人得以接受教育，拓宽视野，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其中，毛泽东等杰出人物便是在这些学堂中接受启蒙教育的。
因此，自此之后，湖南人才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发展态势，这一显著现象是晚清时期以陶澍、魏源、曾国藩等为代表的第一批湘人领袖在精神层面上的引领，以及湘人积极兴办学堂等务实举措的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在陶澍等湘系经世派领导人才的努力下，他们通过持续的探索与总结，为湖南人民留下了三项珍贵的“法宝”。这些“法宝”在后续湖南人的崛起及多次人才涌现中，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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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法宝”
第一件“法宝”即“经世致用之学”的核心理念。在此思想的熏陶下，“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
尽管湖南学子在学识上或许并非最为卓越，然而其实践能力却尤为突出，能够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与国家发展的实践中。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杰出湖南人才，如曾国藩、谭嗣同、毛润之等，均为经世致用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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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法宝”
第二件“法宝”即为“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由于湖南特定的地理位置，其居民在视野和空间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
因此，若长期局限于本地，难以实现显著的发展。事实上，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湖南人士，其主要活动均非局限于湖南省内，而是广泛分布于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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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法宝”
第三件“法宝”就是“湖南人相互帮衬”。这种文化表现为湖南人倾向于彼此协助，形成紧密的团队关系以共同应对挑战。正如曾国藩所言：“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这一理念在湘军的用人策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倾向于选拔同乡人才。
因此，湖湘人才因其团结一致、集体奋进的特质而广为人知，他们以共同的目标和力量，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湖南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担当，敢于亮剑，秉持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世为担当的崇高理念，以国家意识为行动先导，具有强烈的危机感知能力。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他们展现出无畏的精神，团结一心，携手共进，共同抵御风险。
湖南人民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懈，无论面临何种困难与挑战，都毫无畏惧和退缩之心，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达成更高的目标。他们敢于为天下先，展现出敢做敢为、敢为人杰的卓越品质，正是这种精神风范，使得湖南人民能够共同创造出卓越的业绩。
